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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

孟浩然(689-740),男,汉族,唐代诗人。本名不详(一说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浩然,少好节义,喜济人患难,工于诗。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咏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未仕,后隐居鹿门山,着诗二百余首。孟浩然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合称为“王孟”。


人物生平

诗文少年
  唐永昌元年(689年),孟浩然出生于襄阳城中一个薄有恒产的书香之家。

  唐圣历元年(698年),孟浩然与弟弟一起读书学剑。

  唐景龙二年(708年),孟浩然20岁,是年前后游鹿门山,作《题鹿门山》诗。诗标志着浩然独特的诗风基本形成。

  唐景云二年(711年),孟浩然23岁,与张子容同隐鹿门山。

漫游求仕
  唐先天元年(712年),冬天,送张子容应考进士,作诗《送张子容进士举》,25到35岁间,辞亲远行,漫游长江流域,广交朋友,干谒公卿名流,以求进身之机。

  唐开元五年(717年),游洞庭湖。干谒张说。登岳阳楼,作《岳阳楼》诗以献。

  唐开元六年(718年),二月,张说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四月赴任。浩然居家,作诗慨叹清贫和失意,渴望有人向皇帝引荐。

  唐开元八年(720年),暮春,浩然抱病,有赠张子容诗《晚春卧病寄张八》。九月九日,浩然与贾舁登岘山,诗酒唱和。

  唐开元十二年(724年),孟浩然36岁,韩思复任襄州刺史。卢馔为襄阳令,浩然与之为忘形之交。因玄宗在洛,便往洛阳求仕,滞洛三年,一无所获。

  唐开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游洞庭襄汉,孟浩然与李白结交为好友,成莫逆之交。当年韩思复卒,天子亲题其碑。浩然与卢馔立石岘山。

  唐开元十四年(726年),三月,浩然游扬州,途经武昌,遇李白。李白于黄鹤楼作诗送行。

入京不仕
  唐开元十五年(727年),孟浩然第一赶赴长安进行科举考试。

  唐开元十六年(728年),初春,在长安作《长安平春》诗,抒发渴望及第的心情,当年孟浩然三十九岁,然而,科举不中。同年孟浩然与王维结交,王维为孟浩然画像,两人成为忘年之交。应进士举不第后,孟浩然仍留在长安献赋以求赏识,曾在太学赋诗,名动公卿,一座倾服,为之搁笔。他和张说交谊甚笃。传说张说曾私邀入内署,适逢玄宗至,浩然惊避床下。张说不敢隐瞒,据实奏闻,玄宗命出见。浩然自诵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句,玄宗不悦,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放归襄阳。后漫游吴越,穷极山水之胜。

隐居山水
  唐开元十七年(729年),孟浩然离开长安,辗转于襄阳、洛阳,夏季游吴越,与曹三御史泛舟太湖。曹三御史拟荐浩然,浩然作诗婉言谢绝,次年游玩于江南的名山古刹。

  唐开元十九年(731年),孟浩然同年43岁,春,在越州有赠谢甫池诗,表示出对农事的关心。继续在江浙一带会友作诗。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孟浩然第二次前往长安求仕,不仕,当年浩然回襄阳。

  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韩朝宗为襄州刺史,十分欣赏孟浩然,于是邀请他参加饮宴,并向朝廷推荐他,孟浩然因考虑到上京干谒张九龄未果,认为作为刺史的韩朝宗也无法让他入仕便没有按照约定赴京。同年李白赴襄阳,和孟浩然游玩。李白走后,浩然入蜀,往游广汉。

幕府入职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为荆州长史,招致幕府。不久,仍返故居。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浩然在荆州一带多所游览,夏,浩然患背疽,卧于襄阳,当在本年。次年病加重,多有好友探看。

终于南园
  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王昌龄遭贬官途过襄阳,访孟浩然,相见甚欢。孟浩然背上长了毒疮,医治将愈,因纵情宴饮,食鲜疾发逝世。

诗歌成就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第一人,“兴象”创作的先行者
  盛唐时期形成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又称田园诗派,后人为了突出两人对田园诗派的突出作用也称为:“王孟诗派”。该派有陶渊明、“二谢”(谢灵运、谢朓)诗之长,以山水田园风光和隐逸生活为主要题材,风格冲淡自然。孟浩然的诗已摆脱了禄唐应制咏物的狭隘境界,更多地抒发了个人怀抱,给开元诗坛带来了新鲜气息,并博得时人的倾慕。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创作山水诗的诗人,是王维的先行者。他的旅游诗描写逼真,《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写得气势磅礴,格调浑成。孟浩然的一生经历比较简单,他诗歌创作的题材也比较单一。孟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逸兴以及羁旅行役的心情。其中虽不无愤世嫉俗之词,但是更多的是属于诗人的自我表现。孟诗不事雕饰,伫兴造思,富有超妙自得之趣,而不流于寒俭枯瘠。他善于发掘自然和生活之美,即景会心,写出一时真切的感受。如《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夜归鹿门歌》等篇,自然浑成,而意境清迥,韵致流溢。

  在孟浩然这里,山水诗中的形象,已不再是山水原形的描摹,也不是在其中简单地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而是采用了表现手法,将山水形象的刻划与自己的思想感情及性情气质的展现合而为一,因而使其山水诗中形象的刻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其山水诗中的形象提升为艺术形象的一种高级形态亦即‘意象’。可以说在孟浩然之前,还没有哪位诗人在山水诗中如此深深地打上作者本人性情气质的个性印记。

清淡自然的诗风
  孟浩然的诗歌主要表达隐居闲适、羁旅愁思,诗风则清淡自然,以五言古诗见长。孟浩然是唐代第一个倾大力写作山水诗的诗人。他主要写山水诗,是山水田园诗派代表之一,他前期主要写政治诗与边塞游侠诗,后期主要写山水诗。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

  山水景物是南朝诗歌最重要的题材,经历长期发展,取得了显着的成就。到孟浩然,山水诗又被提升到新的境界,这主要表现在:诗中情和景的关系,不仅是彼此衬托,而且常常是水乳交融般的密合;诗的意境,由于剔除了一切不必要、不谐调的成分,而显得更加单纯明净;诗的结构也更加完美。孟浩然在旅程中偏爱水行,如他自己所说:“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经七里滩》)他的诗经常写到漫游于南国水乡所见的优美景色和由此引发的情趣,如《耶溪泛舟》)

  房日晰先生在《略谈孟浩然诗风的清与淡》一文中指出:“纵观孟诗,其诗风之淡,大致有三:一为思想感情的淡,没有激切的情绪的流露;二为诗意表现的淡,没有浓烈的诗意的展示;三为语言色彩的淡,没有绚丽色彩的描绘。

丰富的山水诗歌意境
  孟浩然山水诗的意境,以一种富于生机的恬静居多。但是他也能够以宏丽的文笔表现壮伟的江山。如《彭蠡湖中望庐山》。清人潘德舆以此诗和《早发渔浦潭》为例,说孟诗“精力浑健,俯视一切”(《养一斋诗话》),正道出了其意兴勃郁的重要特征。盛唐着名诗评家殷璠喜用“兴象”一词论诗,在评述孟浩然的两句诗时,也说“无论兴象,兼复故实”(见《河岳英灵集》)。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重“兴象”其实也是孟浩然诗普遍的特点。这通过几首不同的作品之间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这三首诗都写了江湖水景,但性格各异。第一首作于孟应聘入张九龄幕府时。他为自己的抱负能够有一试的机会而兴奋,曾写下“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书怀贻京邑同好》)、“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送丁大凤进士赴举呈张九龄》)之类诗句。正是这种昂奋的情绪,使他写下了“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气势磅礴的名句。第二、三首均作于落第后南游吴越之日,前者以风鸣江急的激越动荡之景写自己悲凉的内心骚动,后者则以野旷江清的静景写寂寞的游子情怀,它们的神采气韵是很不相同的。本之以“兴”,出之以“象”,突出主要的情绪感受而把两者统一起来,构筑起完整的意境,这是孟浩然写景诗的重要贡献。

创造性的诗歌表现
  出入古近的体格饶有洒脱自在的情致,也是孟诗创造性的表现之一。孟浩然诗歌的语言,不钩奇抉异而又洗脱凡近,“语淡而味终不薄”(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他的一些诗往往在白描之中见整炼之致,经纬绵密处却似不经意道出,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功力。例如他的名篇《过故人庄》。通篇侃侃叙来,似说家常,和陶渊明的《饮酒》等诗风格相近,但陶写的是古体,这首诗却是近体。“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这一联句,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一个环抱在青山绿树之中的村落的典型环境。还有那一首妇孺能诵的五绝《春晓》,也是以天然不觉其巧的语言,写出微妙的惜春之情。另外,孟浩然在诗体的运用上往往突破固有程式的拘限,读来别有滋味。例如《舟中晓望》诗,平仄声律全合五律格式,但中两联不作骈偶,似古似律。胡应麟《诗薮》认为此类诗“自是六朝短古,加以声律,便觉神韵超然。”又如《夜归鹿门山歌》,这是一首歌行体的诗,但通篇只是把夜归的行程一路写下来,不事铺张。其篇制规模类似近体,并吸收了近体诗语言简约的特点,而突出歌行体的蝉联句法,读来颇有行云流水之妙。

独特的诗歌美学观
  在诗歌创作的艺术形式方面,孟浩然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他主张诗歌要用形象思维,通过诗的语言塑造形象,通过形象显示诗歌的意旨。读者“弃象忘言”而得意。他在《本阇黎新亭作》诗中写道:“弃象玄应悟,忘言理必该。静中何所得?吟咏也徒哉!”孟浩然借用了佛学和道家哲学中的“弃象忘言”说,提倡诗歌创作的抒情言志、表情达意不必太直露,要有弦外之音,象外之旨。

  孟浩然还主张作诗不必受近体格律的束缚,应当“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孟浩然集》有诗267首,其中五言古诗63首,七言古诗6首,五言律诗130首,七言律诗4首,五言排律37首,五言绝句19首,七言绝句8首。从中可以看出,除69首古风外,全是近体诗,而五言律诗又最多。可以说他是盛唐诗人大量写作近体诗的第一人。但这些诗大都不能算是严格合律的近体诗。如《舟中晚望》、《洛下送奚三还扬州》、《洞庭湖寄阎九》、《都下送辛大之鄂》、《与诸子登岘山》等诗,皆与五言律诗的对偶不合。但诗品家对它们的评价却相当高。严羽《沧浪诗话》就说:“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近体诗的律式,在孟浩然之前的杜审言那里已经完全成熟了。杜审言也是襄阳人,他不能不知道。那么,他为什么不沿着老杜的路子走呢?对此施补华《岘佣说诗》认为:“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有全不对者,须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初学人当讲究对仗,不能臻此化境。”这就是说,孟浩然五言律不合律有其深层次的美学原因。他追求自然美,是对初唐过多追求形式美的矫正。他把古风与近体来了一次整合,他的近体多为古风化的近体。将近体诗的格律精神与古风的自然平和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了一种“兴象玲珑”的艺术境界。读孟浩然的诗,看不到近体格律的束缚,而是有行云流水般的自然。既接受近体格律,有不被近体格律所累,一切以自然为第一标准。

后世影响

盛唐
  陈贻惞:“李、杜、王维都很敬仰孟浩然。很显然,除了人品,他们也不可能不多少受到这位开风气之先的前辈诗人的启发和影响,不可能不对他的成就表示应有的尊重。”李白、王维都是孟浩然的朋友,诗歌唱和,相互影响是可以肯定的。杜甫与孟浩然有无交往,还没有实证。不过,杜甫受孟浩然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崇儒、追求仕进的思想是一致的。杜甫特别钦佩孟浩然的诗,他的《岳阳楼》诗当是受到了孟浩然《洞庭湖》诗的影响,他的一些绝句也颇类浩然。对李白的影响归结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在不依附权贵的为人品格上。孟浩然憎恶权奸,唾弃趋炎附势之徒。宁肯“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也不肯立于污朝。这种品格,正与后来李白那种平交王侯、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行为是一脉相承的。第二,在任侠精神上。孟浩然《送朱大入秦》、《送吴宣从军》、《赠马四》等诗中所表现的任侠精神,在李白的诗中俯拾皆是。第三,在诗风上。孟浩然的诗中多有自己的形象,遣词用语往往突出主位。“我”、“余”、“予”屡见不鲜,如“我来如昨日”,“予亦忘机者”,“予亦离家久”,“余亦浮于海”等等,不胜枚举。李白的诗更是如此,强烈的个性,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与孟浩然相比则有出蓝之色。如“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等等,处处有我。第四,在诗体诗风上。孟浩然长于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而这也正是李白的强项。安旗先生在《李白传》中说,这是孟浩然指点的结果。在五言律诗的创作上,孟浩然有“以古诗为律诗”的特点,李白则“多类浩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律诗有彻首尾不对者,盛唐诸公有此体。如孟浩然诗‘挂席东南望……’又‘水国无边际’之篇,又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从字顺,音韵铿锵,八句皆无对偶。”

  孟浩然的影响,还表现在襄阳诗人的诗歌创作上。孟浩然之后,襄阳出现了不少山水诗人。有《枫桥夜泊》的作者张继,有“排青紫之念,结庐云卧,钓水樵山”的名士朱放,有为官清正、善拔人才的鲍防,有被唐玄宗誉为“诗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的席豫等。他们都是襄阳山水孕育出来的诗人,读他们的山水诗,可以明显地感到孟浩然的影响。

晚唐
  晚唐文人对孟浩然的接受与传播转向了对他高洁穷蹇寒士形象的接受与传播。他们对孟浩然穷蹇的寒士形象的接受与传播,大都体现在一些零散的诗文当中。主要是以皮日休为代表的一些晚唐诗人。

宋朝
  从北宋前期仁宗之时开始,到南宋灭亡之后一段时间,宋人在近三百来年的长时间中都有人在化用孟浩然诗句,或在叙事造境时学习孟浩然诗。北宋中后期文坛盟主苏轼,对孟浩然的诗有正面的响应和心灵感应般的隔代唱和。紧随苏轼之后,在“苏门四学士”之中,老大黄庭坚学孟浩然诗歌最积极,最具自觉性。南宋诗最高成就的体现者——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四人。这四位大诗人,是南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者,单单是学习盛唐优秀诗人孟浩然的诗格、诗境与诗风,在他们那里也出现了一个高潮。四大家都曾长时间奔波于仕途,失意后都乐居山水,徜徉于所居江南农村的田园之中。他们四人失意闲居的作品,都程度不同地受了孟浩然诗的沾溉。四人之中,特别是杨万里、陆游二人,不但学习孟浩然诗,甚至一举一动和动作神态也学孟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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